丁肇中教授面试国家公派出国留学项目候选人

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朱征夫认为，环境执法具有专业性，可考虑通过立法，为现有的环境监察部门赋予刑事执法权，这样一方面无需增加环保警察编制，一方面也保证了环保执法的硬度

此外，厦门市还对化工、电镀、制革等行业实施严格准入，更全力加强危险废物监管，率先全省建设互联网+危险废物电子信息化监管平台，实现对产生、运输和处置的全过程监管。共受理人大建议12件、政协提案17件，均已按期完成答复，办结率和满意率均为100%。

不论是在顶层设计、机制体制方面，还是在具体的执法监管手段上，厦门市始终坚持敢闯敢试、先行先试，勇当排头兵。畅行环岛路上，拥抱碧海蓝天，人们尽情地呼吸着清新的空气。【党政同责】亮点成果2016年，厦门市连续第二年在全省生态环保目标责任书考核中荣膺第一一直以来，厦门市委市政府始终坚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重要的战略位置，融入五位一体建设的全过程。推行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2016年，厦门市率先全省启动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开展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综合试验，完成27项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方案编制任务。与此同时，市环保局不断健全环境信访工作流程，严格落实每月局长接待日制度，畅通信访渠道，及时解决群众对环境污染问题的投诉。

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给予生态补偿，对具有闽南特色的古建筑村落、自然生态村落进行修缮和保护，全面推进鼓浪屿整治提升，对白鹭自然保护区和栗喉蜂虎自然保护区实行封闭式管理，开展蓝色海湾整治行动生态环境优美宜居，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家生态市荣誉的背后，凝聚着全市上下一心的不懈努力，坚持城市修补与生态修复并重，持续不断地优化生态环境。开展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推进船舶高压岸电项目试点和港口机械油改电项目建设。中国在碳排放问题上应如何处理碳排放交易逐渐变成了国际舞台上的新型政治博弈，中国不应该被舆论压力牵着鼻子走。

美国能源部长佩里曾表示支持美国留在巴黎气候协定之内，但是需要重新讨论其中的条款，不能只有美国和中国认真，而其他国家不当回事。改善空气质量比控制二氧化碳排放更为急迫当前比二氧化碳排放更亟待解决的是空气污染问题，空气污染事关老百姓的身体健康，政府应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优先治理。控制大气污染物不仅比控制碳排放投入的成本低，而且产生的社会效益更高。中国碳减排应量力而行在特朗普当选并撤销清洁电力计划，全球碳减排领域处于普遍悲观的情况之下，各国尤其是欧盟期待中国在气候变化多边进程中起到带头作用，所以气候领域的领导力正由西方逐步转向东方的吹捧性言论顿时四起。

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我们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目标和政策行动不会改变。中国人均碳排放量仅是美国的46.3%、日本的78.5%以及德国的84.4%，我们有理由维护合理的碳排放权益。

某些国家不想承担责任，于是把中国捧到了台前。碳减排和大气污染治理的成本及收益不同在政府资金有限的情况下，投入在大气污染物治理上产生的社会效益比碳减排明显。是否应该接招去当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领导者，需要我们辩证地去看。这让人联想到美国当年也认为《京都协议书》未规范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大国的减排承担，不符合美国利益而表示反对，导致签署协议后又退出。

当控煤等减排机会用尽后，实现二氧化碳和污染物同时减排的效益将越来越有限。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则处于工业化进程中，人口负担较重，与已经走过这个阶段的发达国家在同一时刻不具备可比性，碳排放总量限制会很大程度上制约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发达国家通过产业链生产端的外包形成对发展中国家隐蔽的碳排放转移，被称作贸易隐含碳。中国是否应该接招去当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领导者，需要我们辩证地去看。

其次，我国可再生能源行业飞速发展，光伏、风电、水电装机均居世界第一，已经成为可再生能源第一大国。而治理大气污染的主要措施包括督促煤电、供热厂和工厂安装清洁排放装置，遏制企业不开治污设施直排或夜间偷排，提升机动车排放标准和油品质量，使用节能环保优质炉具搭配低硫份、低灰份的优质煤炭，禁止秸秆、垃圾焚烧，如果这些措施执行到位，可以在短时间内产生较好的效果。

国际能源署《世界能源展望2016：能源与空气质量特别报告》指出2015年中国室外空气污染死亡人数高达221万人，空气污染使中国人均寿命缩短2年零一个月。《巴黎协定》将国界作为二氧化碳排放的地理边界，一些国家可以通过进口替代的方式从其它国家进口产品来满足国内需求，而不计入碳排放。

控制碳排放的成本有产业转型升级的社会成本、国家可再生能源补贴、使用低碳能源导致的能源成本增加、节能升级改造费用以及造林成本等。我们不需要承担不属于我们的义务。美国当地时间6月1日，特朗普在白宫宣布：即日起，美国将停止落实不具有约束力的《巴黎协定》。光伏和风电的成本近年来迅速下降，有望在2020年实现平价上网。根据美国二氧化碳信息分析中心（CDIAC）2014年发布的各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排名，中国位列全球第48位，处于世界较低水平。或是企业故意把过去的历史排放多报一些，来获得更多的碳权。

雾霾含有化学物质、有机污染物和重金属，既有急性毒性也有慢性毒性，增加了人们患中风、心脑血管疾病、呼吸道疾病和癌症的风险。但该协定移除了大部分义务性用语及量化目标，导致法律约束力不强。

实现这个宏伟的减排目标需要所有参与国的共同配合。发达国家在完成工业化的道路上制造了大量的二氧化碳存量，然后将高排放的工厂外迁至发展中国家，当发展中国家经济向好的时候，发达国家找减缓全球变暖这种政治正确的理由阻碍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进程，显然是不公平的。

治理空气污染就是在拯救生命，我们应该抓重点优先解决这个问题，利用协同效益顺带减少碳排放。发达国家的人民呼吸着优质的空气，享受着中国物美价廉的商品，还不用承担商品在原产国排放的二氧化碳。

世界银行与美国华盛顿大学联合发布的《空气污染的成本：强化行动的经济依据》报告表明，空气污染导致中国损失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0%。未来储能、新能源汽车、智能微网和氢能等低碳产业可能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碳排放继退出TPP之后，不走寻常路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做出一项令全世界震惊的重大决定退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首先，中国的大气污染状况使我们必须进行能源转型，就目前的能源结构而言，空气污染物与二氧化碳的产生有较大的同源性，煤炭控制还是一种较为有效的手段，既可以降低空气污染，又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当欠发达地区需要发展的时候，还得向发达地区购买碳排放权，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成本将会明显增加现在主流的碳排放研究视角都是从生产的角度来看的，认为只要产品生产是在某个国家进行，相应的碳排放就属于该国家的排放，没有考虑产品是否在该国家消费。

未来储能、新能源汽车、智能微网和氢能等低碳产业可能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产生的社会效益主要包括延缓全球变暖的趋势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等。

换句话说，应该先降低空气中危害人体健康的成分再控制二氧化碳。目前各国提交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较为保守，本身就不足以实现2030年将全球碳排放水平限制在420亿吨的目标，无法将全球温升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

是否应该接招去当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领导者，需要我们辩证地去看。雾霾含有化学物质、有机污染物和重金属，既有急性毒性也有慢性毒性，增加了人们患中风、心脑血管疾病、呼吸道疾病和癌症的风险。实现这个宏伟的减排目标需要所有参与国的共同配合。若根据产品消费而非产品生产的角度计算二氧化碳排放，中国的碳排量将大大降低。

控制碳排放的成本有产业转型升级的社会成本、国家可再生能源补贴、使用低碳能源导致的能源成本增加、节能升级改造费用以及造林成本等。大气污染物还有致畸、致癌、致突变的毒性，不仅严重影响当代人的寿命，还影响子孙后代的健康。

中国碳减排应量力而行在特朗普当选并撤销清洁电力计划，全球碳减排领域处于普遍悲观的情况之下，各国尤其是欧盟期待中国在气候变化多边进程中起到带头作用，所以气候领域的领导力正由西方逐步转向东方的吹捧性言论顿时四起。碳减排和大气污染治理的不同路径治理二氧化碳排放和污染物排放的路径不完全相同，但重点都包含削减煤炭的使用，所以两者具备一定的协同效益。

产生的社会效益包括空气质量改善、医疗成本下降、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作物产量提升和交通损失减少等。中国人均碳排放量仅是美国的46.3%、日本的78.5%以及德国的84.4%，我们有理由维护合理的碳排放权益。